【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既有“全球供应链重构、科技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无形经济、信息保护、代际共育”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历史书写、政党与国家、唯物史观、中国美学”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开展多轮遴选评审。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回应时代之问。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现今已年逾六旬，但依然保有活跃的创作状态。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兼及当代文化与文艺批评，著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文明的垂顾》等著作。

在学术著述之外，汪涌豪亦是开阔而勤勉的写作者。他早年访学日本，1988—2000年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2005—2006年为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他将文艺批评的修养融入对异文化的观察和体验中，写成文化随笔集《知日的风景》。 

他常年游历欧洲，创作了众多新、旧体诗，集结出版《云谁之思》《巢云楼诗钞》等诗集。2020年，在诗集《云游之思》的一次分享会上，汪涌豪笑言：虽然自己58岁了，“但请允许我开始这段青涩的诗歌之旅。”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其中记录的诗歌都成于旅途中，而非书斋里。在他看来，旅行中写诗，是为了走向自己的内心。“就诗歌内蕴的营造而言，我最在意的是写出自己直接感知到的心底的真实，并赋予这种真实以更广大的指向。而在形式上，我希望能打通古今与中西的界域，更充分地开显创作背后所隐蓄的中国文化的底色。”

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全媒时代的文艺批评》（原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中，汪涌豪直指当下媒体文艺批评所存在的“自主性和责任担当不足”“视野缺损与主体缺位”等问题，并论述在全媒体时代，媒体人应“在保持可贵的新闻敏感的同时，保持审美初感，坚持准确、权威与专业，加强深度报道，以积极回应当下”，从而“使媒体批评重新赢得读者观众，重新找回它本应有的受人尊敬的位置”。

而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批评的敬畏与诚意》（原载于《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8期）中，汪涌豪则以“评论家能否知所敬畏、常怀诚意”为文艺批评的重要评价标准。“应鼓励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直言无隐的真批评，并确信只有在这种评论中，批评家才能既提升了别人，又成就了自己。”

2025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汪涌豪教授，和他讨论了学者的公共责任、文化思想类媒体与文科学界的关系、记者和学者如何更良性地互动等问题。在当下，谈论这些议题时无法回避人文艺术在公共领域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而汪涌豪则在回复中展现出一位人文学者充沛的热情和审慎的乐观。

“我没法设想一所没有文科的大学能有批判性与反省力，而没了批判与反省，创造力又从何而来？更没法想象一个没受过人文教育的学生会因为善反思自省而获得平和饱满的内心，从而事业成功，人生幸福。”谈及中文系在当下的意义时，汪涌豪道出了这样的思考。 

流量反映媒体的受欢迎程度，但不完全代表内容的传播和审美价值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媒体文艺批评在当下面临哪些问题？

汪涌豪：媒体批评立足大众角度，更多关注热点事件与热门作品，因此更重时效，更接地气，在引领阅读观赏、转移社会风气方面，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随着其介入文艺的程度加深，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以主观感受代替理性分析，碎片化的感觉之辞多，而逻辑缜密的深入分析少，在市场化运作中暴露出视野缺损与主体缺位的问题。对此，我的文章已有论及，这里不再重复。想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媒体批评要努力走出自身的舒适区，克服路径依赖，改“表面滑行”为“深度潜入”，进而直面问题，力求改变，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对流量的追逐是常被指责的弊病。但一些严肃的文化媒体也因资金短缺、人才流失、读者流失等原因难以为继。您如何看待文化媒体的这一困境？

汪涌豪：媒体尤其自媒体直面受众，哪能不关注流量？流量直接反映了媒体的活跃程度和受欢迎程度，当然是一个必须参考的重要指标。但媒体工作者也应该明白，流量不完全代表内容的传播价值，更不完全代表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流量在互联网社会具有多重的含义，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应对，不能仅将其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甚至是媒体的业绩指标。

随着数字时代互联网传播形态的发展，流量的概念也在变化发展，它自身的文化质性因此日益显现。为追求流量而牺牲价值，不符合“内容为王”的媒体生态和“注意力经济”的本质要求，更与媒体所肩负的崇高职命相违。 

故作为主管部门，应对媒体有更多投入，既留住读者，又爱惜人才，并为留住读者而更好地爱惜人才。作为每个媒体从业者，守住底线、追求卓越则尤其重要。眼见一些专业报刊在社会转型与受众分流中停刊，不要为一时的变化动摇初心。应该明白，有些变化无可回避，但也孕育着转机。基于对职业和文艺的爱，这个时候是更需要人在坚持中继续充满理想和激情地工作的。不要怕说理想和激情，当下如果没有这两点，是什么都干不成的。 

一读者在报刊亭前浏览刊物。视觉中国 资料图

学者如何在当下担负起“知识的责任”

澎湃新闻：当下很多学者既写面向学院的专业批评，又写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和评论。学者的学术写作与公众写作有什么交集和分野？

汪涌豪：这是学者被裹挟进当下的表征之一。毕竟互联网不是异度空间，课堂和书斋也非世外桃源。对于有使命感的学者来说，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思想推展到社会，接受更多人的检验。有鉴于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越然于大众之外或之上，我们实在没必要将面向学院的写作与面向大众的写作截然分开。就个人的经验而言，事实上也很难分开。

当然，学术写作与公众写作从关注点到言说策略有所不同。前者更重视通过谨严的评论，赋予读者新鲜的审美体验，进而抽引出与文本相关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体实验渊源，为更深入的审美批评提供依据；后者更多关注社会热点，追求点击率，追捧现象级，比较注重名人效应和品牌号召力。

但两者仍应该互补，也可以互补。毕竟身处同样的时代，面对同样的问题，就着同一个文本用汉语说话，能有什么根本的分野？一定是交集多于分野的。当然，为了实现这种交集，学者写作应注意不要一味高头讲章，弄得满纸死气；公众写作则应理性客观，并注意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样双方终将找到共同的语言，并相看两悦。 

澎湃新闻：文科学者在面向公众的知识和观点生产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汪涌豪：众所周知，文科学者是面向公众的那部分知识的主要生产者，有此特长并以此维生。但与一个公司管理层只需依合同完成相应的工作不同，他的职业特性使他肩负的责任远比合同规定要广远得多。譬如基于科学，从理性出发，以社会公正为尺度批评一切不公不义，破斥一切假真伪美，从而捍卫神圣的价值与理想等等。

社会因此很需要他们能搭建起思考与讨论的平台，使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理念能播及最广大的人群，让人群有共识，社会有规范。所以萨义德认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你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所以每个正直有良知的学者都应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和淑世情怀，不能回避这份责任。相反，应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直面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问题中当然会有文艺。如不能突破专业藩篱，是很容易落入过度专业化的陷阱，成为无心又无力对变化的世界做出反应的“知识匠人”或“知道分子”的。

这里我还想引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一书的观点，他称“每个人都必须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造福社会，谁也没有权利单纯为自己过得舒适而工作，没有权利与自己的同胞隔绝，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们无益”，“如果他不愿由此给社会带来利益，他就是从社会攫取了社会所有物”，这种给社会带来利益，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家罗家伦所说的“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

记者与学者共生互补，应以诚意和包容打破藩篱

澎湃新闻：文艺版、文化版是很多机构媒体的保留板块。文化记者写评论和批评，也对学者、文艺创作者进行访问。您如何看待文化记者与学者的关系？

汪涌豪：确实，如《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以及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和“文化课”等栏目，许多媒体都保留有文化批评与文艺评论，因为它与人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呀。文化记者写评论，许多还写得很不错，是因为他们与学者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爱文化与文艺，这让文化记者和学者成为一类人，是谈能投机的共生关系。如要具体描述这种关系，当然看得到其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别，譬如记者写文艺批评，更多是在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作一些引述，抉发学科史脉络的意识较弱，理论突破略显欠缺。这种不同主要由职业分工造成，经过双方努力是可以弭平的。 

澎湃新闻：进一步来说，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关系是什么？在学院内外隔阂加深的当下，学界与媒体如何形成更良性的互动？

汪涌豪：如前所说，学院批评重视通过谨严的评论，赋予读者新鲜的审美体验。而媒体批评则立足大众角度，更多关注热点事件与热门作品，因此社会影响更大。针对不同的需求和长于解决的问题，它们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完全可以达成良性互动。至于如何达成？我想首先是要拆毁边界，走出各自的身份，去感知自己是需要对方的，然后接纳对方。其次是要有足够的诚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并乐于通过交流寻找到共识。再次，当意见不一致时要懂得尊重和包容，学者要多了解媒体工作的特性，记者应更多包容学者的个性与文风。 

澎湃新闻：澎湃的思想板块有一句宣言：“致力于提供思想交锋平台”。在当下，文化和思想类媒体应发挥怎样的功能？从事此类报道、评论工作的媒体人应如何推动公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汪涌豪：这是很好的宣言！文化与思想类媒体处在新见迭出并交换频繁的时代，自然要用好自己的特长，发挥好沟通、传播和引领、形塑等功能，以便有效地推动各种思想的交换，增加这种交换的体量与节奏，进而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新思想的孕育提供可能。

要达成这个目标，媒体人加强自身学习非常重要。在各种“黑科技”频出的今天，知识迭代太快，根本没法保鲜。仅凭大学里学到的一些概论通识，是断不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但遗憾的是，如我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媒体人有点懈怠了，忽略了不断充电与提高。如果专业书难得碰一下，又不主动跟进学界的潮流变化，只是被动地被采访写稿牵着走，是很容易陷入事务主义的。

以这种状态是不可能发现并筛选出有价值的新闻，写成有质量的评论的。当然也不可能充分利用好新媒体即时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特长，使信息迅速汇聚、发酵并形成有效的舆论场，以影响社会，引领公众。他们至多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不是内容的生产者。其写作的评论大概率乏善可陈，自然没可能克服因传播模式改变导致的言论的即时化与碎片化，连带着，媒体也没可能完整反映一个时代文化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进而具备与更广大的人类文明或更悠远的未来文明的相关性，成为真正的思想交锋的平台。 

地铁上的读书人。樊晔亲 摄

人文教育引人省思，获得平和饱满的内心

澎湃新闻：近年来全球高校关闭文科专业的新闻常被热议。中文系在当下能给学生带来什么？在此时此刻您会怎样阐述中文人的处世之道？

汪涌豪：诚然，欧美及日本的名校的文科专业也面临困境。这与全球经济调整、产业转移和职场供求变化有关，作为人文学者，我仍想强调，人文学科是其他学科的母体，有较其他学科更强的根源性。它以幽邃的历史纵深贯穿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特别能助人理解社会，并在道德、理性与创造力各层面标划出人自身的存在意义。鉴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生存，它特有的根源性、历史性显然最有助于人的觉醒和思考，引人由自我反省，获得理性和尊严，由此崇善、尊美、爱自由，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它是无可替代的。

我没法设想一所没有文科的大学能有批判性与反省力，而没了批判与反省，创造力又从何而来？更没法想象一个没受过人文教育的学生会因为善反思自省而获得平和饱满的内心，从而事业成功，人生幸福。中文系能带给人的，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些能力。

当然中文系自有其专攻，更关注语言与修辞、文学与审美。在西方，语言与修辞不仅指向演说，还关乎公民的德性，哲人们更由探索理性如何通过思维和语言来把握世界与存在的本质，建立起形而上的哲学；在中国，古人从来讲“修辞立其诚”“言为心声”，它们本就是人格修养和人文长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文学与审美，古今中外都是将它们置于人文大背景中审察，并视其为人文最生动的表达的。这一点公众的知晓度不低，只是践行得不够。

此时此刻，中文人应该承担起开显中文学科隐蓄的人文内涵的使命，为它更感性更形象而让更多人走进它。再重复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这个世界，并非什么东西都能以“有用”和“无用”来论高下，有的东西离现实世界远些，但离人的理想却最近。中文人的处世之道因此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是坚持初心和忠于理想而已。 

毕业典礼上的大学生们。人民视觉 资料图

澎湃新闻：当下的人文教育模式有哪些需要警醒和反思的问题？

汪涌豪：人文教育因处理的是人的日常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横跨两个不同的场域，自然生存不易。近些年，因吸引力影响力日渐减弱，招来颇多不满。

个人以为有以下三点需要警醒和反思。一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时代立定脚跟，坚持理想，不妥协，不苟合，以长养扩充人文滋长的内在环境。二是如何在效率至上的时代脚踏实地，克服功利，有耐心，能持久，人文如长河绵延，好雨润物，行之以久，必见成效。三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警惕种种忽视乃或否定本土文化资源和创新潜力的倾向，既学习外来优秀文化，又坚持以我为主，不迷信，不盲从，因为任何一种追随都难免有派生性，都不可持续。